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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2017-07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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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走古滇王国

云南省隶属边疆,历来被视为“蛮夷之地”,但旧石器考古中“元谋猿人”的惊人发现、青铜时代的滇王金印横空出世,证明了云南远古文化的超前发展与青铜时代的滞后状态。《云南青铜时代》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对云南战国、西汉时期的重要文字记载为依据,汇集云南青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,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向世人揭露云南青铜文化的真实面貌;以全省为视角,以滇国为重点,再现司马迁笔下神秘的“滇国”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边疆部落一步步发展成为具有前国家性质的“酋邦”社会,最终并入西汉帝国“大一统”版图的具体历程。古滇文化的灿烂辉煌成为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据《汉书》和《华阳国志》记载,汉代益州郡首府为滇池县,即今滇池南岸的玉溪晋宁县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记载,汉武帝于元封二年(公元前109年)在滇国故地设置益州郡,又赐封滇国最高首领为滇王,并赐给滇王王印。在西南各民族中,滇王最受汉武帝宠信。但从公元一世纪开始,在各种史志中就再也找不到有关滇国的任何记载,古滇王国从此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。长期以来,人们一直很怀疑古滇国的存在以及《史记》记载的真实性。滇王金印的发现,证明石寨山遗址是滇王及其家族的墓地,也证明了《史记》等汉文古籍有关古代滇国的纪事是可靠的。

滇王之印用纯金铸成,重90克,印面边长2.4厘米见方,通高2厘米;蛇纽,蛇首昂起,蛇身盘曲,背有鳞纹。滇王之印是云南隶属中央王朝最早的物证。滇王金印虽是王印,但其印章形制,根据《汉旧仪》当属列侯的规格,其原因可能是滇王虽被汉王朝封王,但在中央王朝的心目中,滇王的政治地位只等同于列侯。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滇王和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。

“滇王之印”的出土,证明此墓的墓主是一代滇王。在考古学上,“滇王之印”可以作为西汉时期“蛮夷”王金印的一种类型,为今后可能发现的此类印章(如同样见于史载,但至今仍未发现的“夜郎王印”)提供了进行比较、鉴别的可靠的实物资料,有着重要的考古学价值。“滇王之印”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,它是云南地区隶属于中央王朝最早的实物证据。从这一点上说,“滇王之印”不愧是国宝级的文物

滇国还有另一种国之重器——铜鼓。分别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两具铜鼓均属于同一种类型——石寨山型。其特征是:制作精美,纹饰繁缛,鼓面有太阳纹,晕圈,装饰翔鹭。鼓身分为胴、腰、足三部分。胴、腰部分往往装饰羽人、舞人、舟船、牛等花纹。铜鼓原系统治权力的象征,并作为祭祀、赏赐、进贡的重器。在西南古代民族的宗教信仰中,认为击鼓可通神灵。因此,铜鼓是祭祀中必备之物。两汉以后,铜鼓除了用作重器外,还用于号召部众进行战争、传信集众、婚丧喜庆、歌舞娱乐等方面。铜鼓是滇国贵族的重要乐器,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:“玉螺一吹椎髻耸,铜鼓千击纹身踊”。总之,铜鼓已渗透到西南古代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影响之深,由此可见。时至今日,我国壮、侗、水、苗、瑶、仡佬、布依、佤等少数民族还相当珍爱铜鼓。

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30多件特殊的青铜器,里面往往盛放贝壳。此类青铜器在我   国其他地区都极为罕见,因此,云南考古学界给它们定名为“贮贝器”。顾名思义,就是贮藏贝壳的器具。器内贮藏的贝壳,经云南大学生物系鉴定属“环纹货贝”,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。长期以来,贝壳一直是云南各民族的重要货币。据唐代樊绰《云南志》记载,南诏时期仍使用贝壳货币。使用贮贝器来贮藏贝壳,就是滇人象征 有财富的特有习俗。

依据形制,贮贝器可以分为两类;一类是桶状贮贝器,另一类是铜鼓或其他容器改装的贮贝器。 桶状贮贝器是设计铸造时就是用来盛放贝壳的,外形似桶。腰部微收,上下较粗,底部有三或四足。器盖上往往装饰牛、虎等动物,以牛最普遍。  另一类贮贝器以铜鼓形贮贝器为代表。这是滇国最重要的礼器。滇国没有文字,就利用铜鼓平坦的鼓面,雕铸各种立体的人物、动物、房屋等,以人物活动为主,构成了滇国社会生活一个又一个生动场景。

古滇王国是云南文化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,是云南生而自信与骄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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